早在■★■■◆“使用与满足”的概念被明确提出来以前的 20 世纪 40 年代早期，一些从受众角度展开的研究就已经出现了，它们通常也被视作使用与满足研究的★★★◆■◆“先驱”■★◆★。起初开展此类研究的目的简单明了，那就是要弄清流行广播节目吸引力的根源，弄清媒介内容的吸引力与个人和社会环境特点之间的联系（麦奎尔★◆◆★◆◆，1984）。

　　2■★★.它揭示了受众媒介使用形态的多样性，强调了受众需求对传播效果的制约作用，对否定早期“子弹论”或“皮下注射论★★■◆★”的效果观起到了重要作用；

　　以拉扎斯菲尔德“人民的选择★◆■★■■”为代表的民意研究发现了人际传播的强大影响力★◆■◆◆，大众传播的★★■■★“强大效果论”转向“有限效果论”，这一研究认知的重大转变★★■■■，使得学者们逐渐减退了对直接效果的研究热情◆■★，并陷入了对媒介效果是强是弱的思维困局中★■◆◆★，这也使得 1950 年代末期的传播学界尽显疲态。

　　而另一方面◆■◆★，对于使用与满足的“讨伐声”也从未停息而且日渐犀利，不知不觉成了效果理论★★★■“鄙视链底层◆◆◆■◆■”◆■■：

　　但即便其方法和理论都存在诸多瑕疵，使用与满足研究把能否满足受众的需求作为衡量传播效果的基本标准，开创了受众研究的先河◆■■◆◆，这使它在传播学史上仍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

　　这些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人们都是基于一些基本需求来进行媒介接触的◆★★◆，这些需求包括信息需求■★、娱乐需求◆■◆■◆、社会关系需求以及精神和心理需求等等，它们的主要贡献在于推动使用与满足理论的概念化进程，归纳了“使用”或■★★★■“满足”的基本类型★★，但在理论上没有取得进一步的突破★★■◆◆，而且在方法上局限于访谈记录■★■★■，没有形成严密的调查分析程序◆◆■◆◆。

　　读完这篇你应该已经对“使用与满足”形成了一个比桥清晰的认识，它被戏称◆■★■★“鄙视链底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理论本身难以推进，而非解释力不足◆■，尤其是在传媒产业日益发展的当下，使用与满足的解释用还是很强的（言外之意是★◆■◆：答题时还是很好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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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与满足起初只是一个模糊的研究领域，但是当这种取向成为正式的使用与满足理论后★◆■◆◆◆，由于理论建构方面尚不完善，受到了不少批判◆★■，主要有以下几点★■◆◆★。

　　使用与满足（Uses and Gratifications）这一研究视角最早提出于1959 年一场关于传播研究现状的争论中。当时★◆★◆★，传播研究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之后，进入了一个停滞不前的时期★★。

　　韩炳哲在《倦怠社会》里认为，过度的刺激、信息和资讯★■，让我们的注意力结构发生了变化◆◆★。社交媒体为我们带来信息便利和沟通便利的同时★■■◆◆，也把我们的时间碎片化，占用我们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甚至社交媒体还会泄露我们的隐私等个人信息。

　　传播行为，包括媒体的选择和使用，是在一定的动机驱动下的有目的的行为。受众选择特定的媒体或内容是为了满足某种需要，这是一种功能性行为◆■■■■◆，会产生某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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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与满足自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诸多矛盾，以上的很多批评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成立，有学者甚至认为它始终只能停留于现象的概括和归纳，而无法成长为一种真正的传播理论。

　　在“贝雷尔森”式的学界焦虑氛围中■★，卡茨与其合作者们正式阐明了“使用与满足”论，他们先后在 1973 年的论文与 1974 年的书中■★★◆◆◆，对理论架构、基本假设■◆◆■、研究方法等相关内容进行了阐述。

　　在提出基本架构的同时，卡茨等人认为使用与满足研究还必须以一定的假设为基础，后来鲁宾在卡茨等人理论的基础上，修正了这 5 个前提假设：

　　1.它认为受众接触媒介具有“能动性”，这有助于纠正大众社会中的“受众绝对被动”的观点；

　　使用与满足对受众的主动性界定并不清晰，而且常常被认为过分强调了受众的权力◆★◆◆★★。随着研究的深入，使用与满足理论不再孤立地看待受众的主动性■★◆◆■，也将社会环境纳入讨论★■★■，但受众不是被社会结构简单决定的，仍然具有一定的选择能力。

　　媒介依赖理论认为◆◆◆■◆◆，我们通过使用大众媒体获得特定满足或完成特定的目标，如果受众缺乏其他替代性方式（或资源）完成由媒体提供的满足或特定目标，就会对大众媒体形成依赖。依赖程度越大■■■，大众媒体对个人产生的影响越大；反之，如果对大众媒体的依赖较小◆★★★，大众媒体对个人的影响也就越小。

　　选择和使用传播媒体的主导权在使用者手中★◆◆■。受众具有不同程度的主动性， 他们决定使用什么媒体和如何使用，而不是被媒体所使用■◆。

　　在现代社会中，媒介控制着不可替代的信息资源，因此个人目标的达成或多或少依赖于媒体；而媒体要实现自己的赢利目标◆■，也要依赖受众的使用。因此，个人与媒体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依赖关系，但是如果受众缺乏资源，对媒体的依赖就会成为双方关系的主导■★◆◆★■。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1944 年赫佐格（Herzog）对妇女收听日间广播连续剧（肥皂剧）的研究以及 1945 年贝雷尔森在纽约送报工人罢工期间进行的“没有报纸时最想念报纸的哪一点”调查★★■。

　　根据卡茨等人的定义◆◆◆，使用与满足关注的主要问题是：（1）社会和心理因素引起（2）需求（needs），需求激发对（3）大众媒体和其他来源的（4）期望（expectation）,期望造成了不同类型的（5）媒介接触（media exposure），最终导致了需求的（6）满足（gratifications）和（7）其他非预期的结果◆◆■■■。

　　无论“依赖◆■■★”还是■◆◆“反连接■◆◆★”，都折射了当下人与新媒体之间日益复杂的◆■★◆“使用关系”，这也为行至“僵局★★★★■”的“使用与满足理论■■■■★■”拓展了新的研究空间。

　　这个批评由批判学者提出，他们认为使用与满足理论把社会权力与机会分配的不平等排除在外，而且过于强调传播功利性-结果模式，忽略了文化和象征符带来的直接满足★★★◆◆◆。虽然使用与满足理论站在受众的视角来研究传播过程★★★★◆★，但没有放弃客观经验主义的立场■★■★，甚至带有强烈的功能主义色彩。

　　一般情况下◆◆◆★■★，受众在使用与满足过程中占据主动◆◆，他们比媒体更有影响力， 但是也并不总是这样。我们的主动性决定着媒体的使用方式和后果，但是通过这一过程，媒体也会对个人产生影响◆◆★■★，进而影响社会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结构★■， 甚至我们还会对媒体形成依赖★★。使用与满足和媒体的效果并不截然对立，有时它也会促使产生某种效果。

　　而在新媒介环境下，人们对于媒体的依赖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一是大众媒体在媒介融合的推动下转型为新媒体★■■◆★★，其影响力和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嵌入程度进一步加深★◆◆★★■；二是如波尔—洛基奇和德弗勒所言，受众个体和大众媒体之间的依赖关系取决于两个因素：目标和资源，当媒体仍然掌握着达成我们目标所需的资源时◆◆★★★，这一依赖就不可能完全避免。

　　[4]潘霁（2016）■◆◆◆★。恢复人与技术的◆★■★“活”关系：对“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反思。《国际新闻界》，（09），75-85■■◆■。

　　社会和社会心理的因素引导、过滤或影响着传播行为。人毕竟生活在社会中，如果从更大的环境来看，个人的性格、社会分类、社会关系■◆、人际交往、可使用的传播渠道都会影响受众的媒体使用行为。甚至人们的需求本身■■■★◆■，对满足的期待也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这些既有倾向影响着我们的媒体选择与使用。

　　比如使用、满足、动机、需求等概念都缺乏明确的界定★◆◆◆★◆。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从不同的维度界定了满足（内容、使用过程◆■■◆、社会）■★◆■，麦奎尔的媒体需求矩阵也对需求产生的社会心理根源进行了探讨，期待-价值模式对整个使用满足过程进行了清晰的描述■★■◆★◆。

　　◾ 现在很多年轻人往往从社交媒体获取新闻信息，大量使用社交媒体带来了“社交媒体依赖”■★◆★◆★,简述这种行为可能引发的信息疾病。（浙大2021）

　　最后提示一点活学活用tips：当你在考题上看到◆◆★■★★“使用与满足”或者想把它用进你的答案时■◆◆◆，需要留意它的“受众主体”视角，它更适合用来回答与“传媒消费者”有关的题目■◆，对于一些批判意味更强的题目就不是那么合适。另外，用的时候有必要考虑和提及它的局限性，让阅卷老师能看到你的辩证思维和批判锋芒。

　　◾ 请论述什么是使用与满足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对于传播效果研究的贡献以及使用与满足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局限性。（北邮2021）

　　[2]胡翼青，张婧妍（2016）■◆■。功能主义传播观批判：再论使用满足理论。《新闻大学》◆★■■◆，（01）◆■■■，44-50+86+147。

　　[1]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2008）。《大众传播模式论（第2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媒体与其他形式的传播行为（或具有同样功能的其他选择）相互竞争。除了媒体以外，我们还能通过与他人之间的互动，甚至独自的个人活动来满足自己的某种需要。做出什么选择★◆，取决于许多复杂的因素，比如个人的期待■■■、社会环境◆◆★◆、媒体的易得性等。

　　除此之外，社交分享变成了一种印象管理和社交货币，工作和生活的界限被打破，24小时online成为常态，面对这些由社交媒体带来的焦虑，人们通过权限设置来减少在社交平台的自我暴露、降低使用频率或不使用社交媒体等行为◆★★★★◆，如“仅三天可见”、“不给谁看”、“有事电联”等，去逃避社交媒体的凝视和过度连接带来压力。

　　早期的使用与满足主要使用受众的自我报告对各种动机进行分类和归纳，这蕴含的一个前提是受众是理性的■■★★■◆，清楚了解自己的需求与动机并能够表达出来，而事实上受众可能并不能清晰认识这一过程。后续的研究采用了抽样调查■◆、实验★◆★、因子分析、结构方程等方法，逐渐克服了早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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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当时的学术窘境◆★★■，贝雷尔森也认为，随着拉斯维尔◆◆■★、拉扎斯菲尔德、勒温■■、霍夫兰等人相继离开这个领域■★，他们提出的★★★◆■“伟大思想”实际上已经消磨殆尽，没有可与之相匹敌的新思想脱颖而出、取而代之◆■■★■★，并提出了“传播研究正在枯萎（withering away）■■★■◆”的悲观论断，传播学界也由此迎来了学科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大讨论★◆★◆◆■。

　　在此次论战中，卡茨首次提出了从受众角度展开传播研究的思路，他认为真正走向衰落的只是说服效果技巧◆■◆★，当研究者把关注焦点从“媒介对人们做了什么（What do the media do to people）★◆◆★？★■★◆◆■”转向探讨“人们用媒介做了什么（What do people do with the media?）？”时，传播学便可重新恢复生机。

　　[3]陆亨（2011）。使用与满足■■★■◆◆：一个标签化的理论。《国际新闻界》，（02），11-18。

　　◾ 阐述社交媒体使用倦怠的表现◆★■◆★◆，并分析产生社交媒体使用倦怠的原因★★★◆■◆。（浙大2021）

　　◾使用与满足、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等理论应用于网络需要修正吗?怎么样修正?（中科大2022）

　　3★◆★■.“使用与满足”研究指出了大众传播对受众具有一些基本效用，矫正了 20世纪 40年代至 60年代过分强调大众传播的无力性的“有限效果论”■■■。在这个意义上，也有一些学者把它称为一种“适度效果★■◆”理论。